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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律实用主义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法律虚无主义。

当事人的举证、质证以及法官的认证都应当公开进行。公正、廉洁的职业品德是一名法官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系统专业的法律教育和法律专业知识是一名法官正确行使审判权的基本要求，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社会阅历是一名法官解决纠纷的必备素质。

四要正确处理调判关系。信访解纷与司法解纷在解纷主体、解纷程序、解纷标准、解纷方法、解纷效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本质上是功利型维稳与价值型维稳两种解纷模式的差别。将取得司法资格与成为一名职业法官的期间适当延长，司法资格仅仅是专业知识合格的证明，而实践经验和职业品德还需要通过基层司法实践来积累和考验，以实现品德、专业和经验的统一，改变当前先上岗、后培训的弊端。当前，应当建立以职业品德、专业知识、实践经验三位一体的法官培养遴选标准。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裁定，必须说明发回重审的具体理由，不允许通过内部函等严重违背司法公开的方式向下级法院解释发回的理由。

四要逐步取消案件请示制度。司法判决的权威性来自于其独有的终局性和国家强制性，这是司法判决区别于其他解纷手段最突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马国川：在您过去的著作中也讲到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就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或者说是进两步，退一步。

共和国的60年，前30年就是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后30年是从法律经验主义到法律理念主义。而这两个主轴都面临如何理解的问题。第二个是《行政诉讼法》，不可能先有行政诉讼的实践，然后再有行政诉讼法。20年前，那时我还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曾经发生了邮票事件，在人大常委会激起了风波，争论得很厉害。

1951年到1956年我在苏联学法律，也是这样。到了1991年修改《中外合资企业法》的时候，觉得这不符合世界的普遍规则，所以那次修改主要是修改这一条。

据说引起了常委会一些人极大的不满，你不能够让人民满意，法院的性质是什么？只要法律的判决能够符合群众大多数人的意见，大多数人都满意了，那就是一个好的判决。苏联还是很注意法律建设的。经过认真的讨论，最后还是认为改革并不错，没有人民两个字，并不等于你的性质就变了。二是现在制定法律时要留有余地。

再有就是《中外合资企业法》。中信出版社出版，《财经》主笔马国川专访。江平：以人民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干的坏事，干的践踏法律的事情，我们没有很好地清算。法律经验主义之所以出现，有很深刻的历史背景。

发展得好，逐步总结经验，也可能逐渐走向健康的法治道路。1948～1949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1956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回国后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先后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

很不幸的是，中国走向了法律虚无主义。中国有些用语很有意思，前一段对于到底是叫法治理念，还是现代法治精神，还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一直都有争论。

苏联到1923年列宁亲自领导制定的《苏俄民法典》通过以后，才把原来旧沙俄的法律废除了，人家尽量避免让法律出现空白。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法律既有它积极的一面，又有它消极的一面。江平：1991年8·19事件之后，由青年改革学家盖达尔和其他一些人关起门来研究私有化的过程。江平：从改革开放开始，我国的法治进入了法律经验主义阶段。二是法律也不要太复杂，条文不要过多，简要的内容就够了。文革中，不仅是什么法律都可以被打倒，宪法也可以被践踏，甚至公检法都可以被彻底砸烂，最高指示＋群众运动就是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

只要以人民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什么事都可以干。江平：事实说明，法律经验主义的保守、谨慎，对于正在进行的改革确实有利。

但是苏联所采取的法律实用主义，也许比我们高明一点儿。由于改革在不断前进，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不适应现在要求的法律要修改。

而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法律体系，要构建一个什么法律体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才逐步提出来。马国川：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就是先设计后施工。

现在如果只在一个省或者一个直辖市进行，那么它即便有问题，它所造成的危害也就会少一点儿。现为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明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只有把改革开放的30年放在这60年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够更清晰地辨别出我们所走过的道路。走向法律理念主义 马国川：什么是法律理念主义？ 江平：所谓法律理念主义，就是把法律从工具、从制度变成治国的理念。

如果现在出现了体制上的大乱，那么中国就要走向历史的大倒退。可以说法律实用主义的思想现在仍然存在，一些学者就把法律实用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核心观点，认为法律就是国家的工具，而且应该是很得心应手的工具。

法律一旦制定，变通余地很小。江平：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三个途径，一是先修改法律。

马国川：群众运动也是践踏法律的最大挡箭牌，可以用群众运动蔑视一切法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律有其保守的一面，就是守经有余，权变不足。

江平，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我觉得法治精神中最基本的，无非是民主和自由这两个基因。马国川：反右运动的时候，有一些法学家就是因为纯法律的理念被划为右派。马国川：法治在今天是不是也面临这样的困境？ 江平：改革开放30年，无非就是两个主轴：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法治。

不知道总结自己历史教训和历史经验的民族，不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民族。农村土地制度是进一步改革很大的难点，为了避免在全国一刀切，所以在《物权法》里面写得比较笼统。

这完全是精心设计好的。主要著作有《罗马法教程》（合著）、《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民法教程》（合著）、《沉浮与枯荣》等，主编《中国司法大辞典》、《商法全书》、《证券实务大全》、《商法案例评析》等书。

江平：法律实用主义可以向两个方面发展。江平：进，进到哪里？退，退到哪里？总得有个交待，这样我们才可以对历史负责，我们走向一个更光明、更好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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